自从耶稣进中国文化大餐添新货
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与汇合方面，近代西方传教士一直居于主动地位，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则处于被动迎战反击的地位。同西方传教士容纳中国古典文化的胸襟相比，旧式文人显得气量狭小，日本学者和田清在《中国史概说》谓从历史上看来，古代的中国人原来不是排除异族文化的民族，而近世中国人则以排外运动闻名于世。
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在世代相传中早已根深蒂固以至不易接受外来文化。但是西方传教士所谋求的中西文化合壁，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他们大多数人不敢正视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却孜孜以求地寻找其表面的相似，并且他们总是设法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儒学文化相协调，而并没有同中国那些较先进的谋求社会变革的新文化代理人合流。基督教同中国文化的结合点应当体现在除旧立新上，并参与到根本改造中国旧社会的运动中去。
五四时期几位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看到用基督教扫除中国迷顽封建陋习的可能性，恰恰是他们看出基督教的异质性，对一个守旧帝国不啻一副救命汤药。几位新文化运动的学者甚至主张以基督教打倒孔教，以较高级的宗教取代中国多神多鬼的封建迷信，按照他们的见解，基督教同中国文化的汇合根本不在于向古代四书五经回归。本文将深入探讨中西学者对基督教是否应融汇中国文化的看法。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是彼此融合还是迎合？
下列几位中西学者对基督教是否应融汇中国文化有以下看法。
1922年，钱玄同曾发出这样沉痛而激烈的呼吁：“你们既做教徒，我要请你们千万不要再拜那宗法遗毒的祖宗牌位了，千万不要再拜那主张忠孝的孔丘！千万不要再拜那杀人魔王的关羽和尽忠报国的岳飞（此外如拜灶君、拜土地、拜兔儿爷、拜吕纯阳、拜济颠僧，……这种蒙昧下愚的举动，我想基督徒决不至于干出来的。）有人说，基督教徒既做了民国的官，就应当服从民国的法律，就应该祀孔祀关岳。这是什么话？请问民国的约法上曾经规定要祀孔祀关岳吗？什么“丁祭”、“戊祭”这类鬼把戏，都是国贼袁世凯等人的非法行为！基督教徒真要守民国的法律，那就是绝对不应该去祀孔祀关岳！
周作人也说：“我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我想最好便是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不过这新宗教的神，切不可与旧的神的观点同化，以至变成一个穿西装的玉皇大帝。”
张东荪说，“我觉得中国不提倡宗教则已，如其必须提倡宗教，恐怕孔佛耶三大宗教比较起来还是耶教适宜些……耶教或许有许多地方可以矫正中国的习惯。”
陈独秀主张“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最可怕的是，现在政客先生们又来利用基督教。他提倡什么‘基督教救国论’来反对邻国，他忘记了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了救全人类的永远生命而来。”
几位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主张以基督教打倒孔教，以较高级的宗教取代中国多神多鬼的封建迷信。这几位非基督教学者说出了几句公道话，远远胜过了某些教会学者。按照他们的见解，基督教同中国文化的汇合根本不在于向古代六经回归。敬天祭祖要不得！
然而，外国教会的知识分子支没有达到上述的认识。他们把儒家基于家族之爱，爱有差等的“仁”等同于基督教的基于人格平等的“博爱”，他们把儒家“施仁政”、“经世致用”、“在世善世”混同于基督教，
可说是个悲剧性的错误。有些神甫竟至认为否定孔儒学说，便是反对中国文化，便是反对念书识字，要子子孙孙作文盲；又认为反对祭祖，反对丧葬中的迷信举动，便是“不敬自己的祖宗先辈”、“甘作不忠不孝的人”。
忠孝观念在中国自有其固定涵义。文革中把“忠君”改造为“忠于领袖”，其后果已为人所知。孝的观念也有其历史渊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孝”一方面维系着封建家族，另一方面使人恪守王法，安作顺民。忠孝都是以帝王为对象的。中国古代的孝，到了几乎伪善和野蛮的程度。百行孝为先。中国的贪官司污吏反而多是家庭中的孝子，他们用贪污和受贿得来的巨款来光耀门庭。19世纪基督教传教士中相当多的人，出于实际考虑，抹煞基督教的根本信仰特征，为孔子学说捧场。这也是融合中西文化的一种尝试，可惜这种尝试结果成了迎合而不是融合。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认为，“孔子的著作同希腊和罗马人的训言相比，它的总旨趣是良好的，在应用到它所处的社会和它优越的实用性质，则超出了西方的哲人。”
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认为，孔子是“中国黄金时代箴言的诠解者”，“以最后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着人类最美好的理想。”
身为中国人，并不因为孔子被抬高到如此崇高的地位而感到特殊荣幸，因为孔子所响往的理想社会的确并不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基督教是一种向前看的宗教。应许、盼望、复活、天国、拯救、千年至福，这些基督教的基本范畴，都同未来有关。孔子的学说是向后看的，所谓最理想的社会状态是夏商周三代。“今不如昔”、“郅治在往昔”，是儒家的基本信条。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第一个提出“孔子加耶稣”的著名公式。他从1869年开始，连续大《教会新报》上发表长篇文章，把基督教的教义同儒家的旧礼教、旧思想加以比附，说儒家重视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常（仁义礼智信）与基督教相吻合；又说儒家的三戒（戒色、戒斗、戒得）与十诫相同，给人以“耶稣心合于孔孟”的印象。这就抹煞了基督教与儒家文化的根本差异。中国是一个重礼教的国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中国人在军事上虽软弱无能，一旦遇到‘礼’的问题却能发挥出外国人不能想像的勇气。”
林乐知却说，新约圣经中致罗马书也有礼让的思想。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自西徂东》中说，“耶稣道理，实与儒教之理，同条共贯者也”，以此讨取中国士大夫欢心。花之安也采取把基督教义同中国封建旧礼教仁义礼智信相结合的办法，分五卷论述二者的共同性。本文已经分页：【1】234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