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乡村重建事关农民的精神出路
作者:程亚文每到过年的时候，也是中国运输部门最紧张的时候，火车站也好、汽车站也好，都会挤满急于回家过年的人群。其实“回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回乡”，因为近二十年来所形成的中国式“春运”人口流动，在节前基本是由城市流向农村。形成这种“春运”奇观，则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不断向城镇提供廉价劳动力、出现上亿“农民工”有关。一到重要节日就想着回乡，这几乎成为“农民工”们的思维定势，他们认为，在城里找不到过节的感觉，所以能回家还是回老家去，哪怕千辛万苦。节日还是老家的好。农民兄弟的这种想法，未尝不也是我的想法。对于一个从小生活于乡村，后来才来到城市的人来说，对家乡和乡村的爱恋，已经化作身体里的血液，是怎么也清理不掉的。这是一种打小就培养起来的习惯，奠定了在乡村生活过的人的审美感受。不过，对于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朋友来说，还有另外的原因。他们在城市里，是找不到精神归宿的，城市对农村来的工作者，多多少少都有着歧视，进城农民的心灵栖息地，只能仍在他们遥远的家乡。然而，对于成千上万进城的“农民工”而言，在自己的家乡，传统基于家族或村庄的集体认同，也已面目全非。所有的缘由都在于当代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迅速变迁。这种变迁意味着乡村社会和农业经济被纳入现代城市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一种环节，其原本具有的自恰性已被剥夺和侵蚀。在此过程中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不足以维持农民生活，大量农民作为“剩余劳动力”不得不进城寻找工作机会，农村因此成为城市的附庸，传统乡村结构一步步解体。这给广大农民带来的是两个结果:一是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农业部提供给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的最新材料称，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这还只是在物质层面，而更重要的则在精神层面，农民无助感显著增强，由此产生的精神心理问题也大量增多。去年9月10日是第六个世界预防自杀日，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赵春惠透露，中国农村每年25万人自杀，农村人口自杀率是城市人口的3倍。农民自杀率所反映的问题之一，是社会转型的速度超过了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在传统的精神安顿方式被瓦解后，可作替代的新的终极关怀并没有出现。相比城市居民，中国农民的精神处境无疑要艰险得多，最大的尴尬就在于:乡村虽已不再是原来的乡村了，但他们的精神故乡还在老家。这种尴尬对于如我这样十八岁考入大学、自此进城将近20年的农家子弟来说，也还能有不少体验。比如，每次跟在老家的父亲通电话，谈到老家的变化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对家门口的人、事、物问上许多。家乡的小桥流水、荷香竹翠，常在不经意间走进梦乡。我想我在骨子里，其实还是农民。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乡村在未来相当长年份内，都将仍是他们的灵魂安顿之地。乡村就注定如现在这样，被现代化大潮一点点风干成精神的沙漠？也不尽然。中国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乡村变迁经历，其实不过是步了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后尘。法国乡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的场景，就跟今天的中国没有多大差别。然而，在经历“农民的终结”后，法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却又出现了乡村的复兴，乡村作为有着完整治理、生活功能的社区，重现了不亚于城市的生机和活力。这至少提示中国乡村的命运，并不必然就如目前所见。□程亚文(北京 学者)